抗战十四年大揭秘之山河浴血12

高宗武受命和谈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南京方面得知38师主动对日作战的消息后，紧急召开了华北局势及政府方针特别会议并部署联合苏联外交。会议决定，以29军师刘汝明所部及高桂滋84师所部合编为察哈尔守备兵团，13军汤恩伯所部向河北的宣化和怀来集结作为预备部队。7月30日，汤恩伯率所部按蒋介石命令向河北开拔。同日，蒋介石将汤恩伯所部、察哈尔守备兵团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所部集成组建第7集团军，由傅作义任总司令、刘汝明任副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8月2日又将李仙洲21师与高桂滋84合并组建17军，高桂滋任军长，归汤恩伯调遣）。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国民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已是中方“最后关头”，“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中国将被迫选择武装抵抗。

平津战事突变，令蒋介石在战与和之间的选择越来越急切。尽管蒋在“七七事变”之后所做的种种举动表面上摆出对日不惜一战的架势，但内心仍然没有最终下定决心。因为两国军力的差距摆在那里，任何一个弱国的元首，都不愿以卵击石。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对日本绝不能再像之前那般妥协退让，抗战之心遂越来越坚定。但由于当时国内“外交路线不能中断”的呼声依然强烈，以弱敌强，他需要更深入的了解民情民心，以便使举国上下共同达成奋起抗战的坚定信念和意志。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宴请平津教育学术界知名人士蒋梦麟（北大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陶希圣（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布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起吃饭。蒋介石先抛出准备抗战的决定，并认为中国独立抗战可支持六个月。同时提出正在考虑联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遏制日本的想法。以此抛砖引玉，想听听各位大学者的高见。张伯苓表态支持，胡适对此言论未表态，但建议蒋找高宗武一谈。胡适推荐的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早年留学日本，时年虽只有32岁，确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早在年11月，高宗武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通过议定的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成功地绕过了中华民国与刚刚建立的伪“满洲国”之间的政治障碍解决了关内外的通邮问题，一时间声名鹊起，因此才被胡适向蒋委员长推荐。

这一天，持续了半年多的“七君子事件”闹剧也暂时告一段落，年11月23日，被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在苏州法院被宣布具保释放。

蒋在7月31日当天就召见了高宗武，想听听这位“日本通”对目前中日关系的看法。从年开始，高宗武在对日关系中的见地就令众人折服。他历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帮办和司长，参加了上任以来对日的各种谈判，颇为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欣赏，因此高宗武在对日关系方面非常自信。获得蒋的召见，高宗武更觉机会难得，他向蒋请求承担对日的最后交涉重任，并夸下海口，将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从华北全面退兵。蒋尽管不信，也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对其委以重任。高宗武回避了外交上的交涉，直接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其通过外交官出身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年在国联讨论满洲问题时曾率日本代表团退出国联）的协助，直接与近卫文麿沟通。松冈洋右是日本右翼外交官的代表，高所托非人，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蒋还分别召见了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向他们渗透抗日主张。蒋亮出自己的观点：“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这些话应该全是蒋介石的肺腑之言。将还对阎锡山谈了联俄抑日的想法，若要联俄必先联共。当晚，蒋介石将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的演讲《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公开发表。该书的发表，实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此，中国人民掀开了反对和抵抗日本侵略及压迫历史的新篇章。这一号令比起年的国民革命更加艰苦卓绝、更加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救和民族解放斗争。在跪着苟活还是奋起决战的生死抉择面前，中国人民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领导下，各党派求同存异、各民族放弃内斗，中国人民以宁死不屈的精神，拿起各种武器，视死如归地奔向抗日前线。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中共这边。在7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到达西安与蒋鼎文会晤时，蒋鼎文向周恩来转述了蒋介石的口信：红军应在迅速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一向思维敏捷的周恩来立刻意识到，蒋既然对军队改编未提出具体要求，那么中共就可以按照事先向他提出的方案自行改编。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作为回应，周恩来马上要求蒋鼎文转告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但希望国民党方面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召开了改编及奔赴抗战前线的工作会议。方案是红军编成满共人的3个师。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出任总指挥，彭德怀为副。会议结束时，平津已经沦陷。周恩来和博古受命于中共中央，立即前往红军前敌总部陕西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会议，落实改编和抗战事宜。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和正在云阳镇落实改编的周恩来分别收到叶剑英发自西安的电文，文中说蒋介石将于8月初召开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悉数被邀请参加。8月1日中共收到了张冲发来的急电：蒋介石邀请中共军事领导人毛、朱、周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真是风云突变、峰回路转啊！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历经多重磨难终于实现了

当日在全国各界、各地风起响应蒋介石抗日号召的声浪中，阎锡山率先与中共展开实质性合作。由阎锡山出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中共共同组建起第一支国共合作的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迈出的具有示范性的坚实一步。

北平以南。8月1日，日军以火炮和飞机轰炸，又以坦克为前锋，向国军驻守的北平以南房山区窦店镇和琉璃河阵地进攻，双方展开多日持续的攻守激战，日军被迫退至良乡镇以北的丰台区南岗洼。此时在北平以南集中了二、三十万的中国军队。最靠近平津前线的是位于涿州和保定之间的万福麟和冯占海的部队，约二、三万人；再往南就是位于保定到顺德（河北邢台）之间的中央军，其中在保定到石家庄之间约6万人，在石家庄到邢台之间约3万人；顺德（河北邢台）南面到河南郑州以北及陇海线约20万部队。北平以北。在南口还有中央军前来增援的第84师和89师。在察哈尔驻有二十九军的师，第40旅和独立骑兵第13旅。再往北的中国军队就是骑兵第一军了。天津以南。从天津撤退出来的29军38师，沧州附近驻防的是刚从皖北调来的国军吴克仁67军（含师和师）及刚从河南南阳前来增援的刘多荃49军（含师和师），德州附近的防御部队为韩复榘的2个师。在徐州附近及陇海线也有5万人左右。山东境内除韩复榘的部队，蒋介石只派驻了高射炮部队予以增援。

日军的部队为：

北平方面。第二十师团主力和驻屯军步兵旅团占领北平西面和南面。其中驻屯军旅团集结于丰台、南苑，第二师团第39旅团第七十七联队担任北平和天津之间北宁路的警备。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进占了东面的通州。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占据北平西苑并警戒南口一带。北平警备队负责保护日本侨民。

在天津的日军为高木支队、堤支队和担任天津以南地区的警备混成第二旅团（8月1日开始旅团长为本多政材）。

天津。同一天，前清进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任河北省通志馆（省地方志）馆长高凌霨出任天津被攻陷后的天津治安维持会会长，主持伪维持会的工作，俯首帖耳地为日本人效命。在北平，作为北平城内仅存的军事力量——师石振钢旅和两个团当然也是日本特务们策反的重点。那个在广安门战斗中幸免一死的中岛就曾前来劝降过，让他们留下来改为保安队。虽然官兵们抗战之心仍在，但是满城流传的张自忠当了汉奸的传言令他们不得不另做打算。8月1日下午，旅长石振钢、参谋长张傅涛、团团长刘汝珍、团团长赵书文在紧急会议上决定，放弃北平、向北撤退、突出重围，目的地为现北京昌平区的南口镇，行动时间为当晚十点。

入夜，和两个团多官兵悄悄从本来由团把守的安定门出城。安定门又叫“生门”，本是皇帝地坛祈祷丰年或者军队出发的城门。不知当初石振钢等人择此门北撤是否有意选择此处以求生。部队经现朝阳区的小关，绕过北苑阮玄武旅兵营（此时阮旅已经投降，石振刚等尚不知晓），悄无声息撤到海淀区的马坊村。渡沙河时时与这里的小股日军遭遇枪战。虽然石旅获胜，但毕竟被日军发现。部队官兵中有人担心天亮之后日军会派飞机轰炸和追击，悲观情绪开始蔓延。甚至连石振钢旅长本人也悄悄脱掉军装逃命去了。好在刘汝珍挺身而出代行旅长之职指挥部队继续西进。行至现北京市昌平区清河附近时与日军独立混成11旅团濑良支队的一部主力遭遇。此时天色大亮，已是凌晨5点多。日军的飞机和坦克将一批批炸弹、炮弹倾斜到刘汝珍所部阵地上，炸弹狂轰之后日军却并没有发起攻击。就在这战场突然平静的瞬间，刘汝珍及时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战士们清楚若是在不冲锋那就只有等死，因为敌机会一批一批地赶来将他们炸得粉身碎骨，只有冲锋或许还能死里逃生。对面阵地的日军没想到29军的这些残兵竟然如此勇猛，各个如凶神恶煞一般猛冲猛打。日军也不恋战，干脆撤了。这是刘汝珍所部在撤离北平之后与日军的最后一战，再往前就只有农田和荒原。部队一路急行军，途中又有北平绥靖公署逃出来的人员加入到行列中来，部队人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了余人。这支不屈不挠的部队日后果真成为了抗日战场上英勇的军事力量。当他们赶到目的地南口镇时，中央军汤恩伯所部迎接了这支还身着保安服的突围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