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武术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镞,说明至少在二万八千七百多年前,秦晋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弓矢;灵石旌介商墓所出土的铜矛、铜戈、铜镞、铜兽刀等兵器的出土,也在向我们无言地述说着远古的故事。
春秋时期,秦晋军旅武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强悍的姿态引领着一个时代。据古籍记载,“秦之锐士”勇于“魏之武卒”,更不必说“齐之技击”;晋人同样有着不菲的作战实力,梁惠王就曾评价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此时及至后世,秦晋地域涌现出众多能征善战的骁将,如在“战国四大名将”中,秦晋竟据有其三,即白起、王翦、廉颇,而另一“名将”李牧虽并非秦晋生人,却曾常年镇守在代州雁门郡,并“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以抗击匈奴,足窥此一时期秦晋军旅武术之发达。
此外,还有西汉抗击匈奴的“帝国双璧”卫青、霍去病,三国时义薄云天的武圣关羽,唐朝“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被后世神化的“托塔李天王”李靖、“单鞭夺槊”的尉迟恭,宋朝“威震三关”的杨业、杨延昭父子、“面涅将军”狄青等等,不胜枚举,灿若繁星,他们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功赫赫,同时也是军旅武术的佼佼者。
西汉统治者不仅“时览卞射武戏”,而且非常重视将士的选拔,使得京城长安成为各类武术人才的集散地。而唐朝武则天首创武举制,更是开以武取材的科举制之先河,此后历朝历代多沿袭此制直至清末,既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习武热情,更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军事人才,成为振兴军旅武术的一项重大举措,例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而戎马一生,并屡建奇功的,还有历史上独获“一人二鼎甲”殊荣的山西阳曲人马全(初名马瑔),分别于清“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会试再中式……成一甲一名武进士”,至今传为佳话。秦晋军旅武术的佼佼者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推动着军旅武术的发展。
古代民间武术一定程度上彰显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武侠。最初的一批武侠出现在春秋时期,其时秦晋即有名满天下的毕阳、知恩图报的豫让、精通剑术的盖聂,他们技艺高超,急人之难,是民间武艺的奇人。及至汉唐,秦晋任侠更是蔚然成风,少年更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则留下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等脍炙人口的咏侠佳句,从中已窥当时秦晋武风之盛。
元代武术受到统治者的压制,秦晋武术发展缓慢。所幸“元杂剧中有不少武戏”,“武术的演练技巧也在与武戏的相互渗透之中增加了夸张渲染、离形得似的艺术成分”,武术正是在融进民间文体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山西新绛县五岭庄元代墓葬彩绘杂剧砖雕中,就有一戏俑,架起双肘,提袍外张,呈武功架子科,一如后世武戏中的短打武生。
明清两朝是秦晋武术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一阶段,该地域既选拔出大量的武举人才,又有欣欣向荣的民间武术薪火相传。在这一过程中,官办武学与民办武学馆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山西灵石县演武场、陕西岚皋县周氏武学馆等等,都可以说是当时武术人才的培训基地。山西灵石县演武场于明嘉靖十七年(公元年)由灵石知县种奎主持修建,主要培养官职人员、教习、武生员、继承武官禄位的子弟。其内课主要讲授孙子兵法等武经兵书,外课主要有开硬弓、步射、骑射、舞刀、掇石以及枪、戟、剑、拳等科目。该演武场历经明清两朝,培养的人才中以武居官者甚多,如仅顺治至乾隆的五十四年间便出武生员人,武举20人,武进士3人,可见造就的人才之众。
当时周氏兴办武学,招募乡团习武演兵,威震四方,以保四方安宁。整个庄园建筑规模宏大,结构错综,武学馆内设有习武厅,东南侧有一练武场,小山上尚有武堂遗迹五间,是一处少有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习武古建筑。
除了武学(馆)之外,民间武术传承不少是以师徒相授的形式在延续,如高三传红拳于姜保、魏金仲、马旭武;郭永福传通背缠拳于贺怀璧、吉书升、张秀德;王正卿传信拳于赵珍,赵珍传雷生瑞,因雷早亡,又传徒孙庞永康。也有的是家族传承,如赵莲在创立弓力拳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家传不外”;戴氏心意拳也是如此,自戴隆邦始,一直在家族内部秘传,直至戴魁传出;但更多的是师徒传承与家族传承相结合,如临潼邢三传红拳于泾阳县李邦彦,李邦彦传族侄李万福;宋世荣传形意拳于子宋虎臣、宋青山、侄宋晏彪、宋铁麟,宋虎臣外传董秀升、刘实君等等。秦晋武术正是在代代相传中得到了延续。
民国时期的秦晋武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省级、县级国术馆,如陕西省国术馆、太谷县国术馆、五台县国术馆等等,聘请民间武术名家任教授艺。加上其它形式的民间国术组织,如山西国术促进会、太原国术改进研究会、大同县同善国术会、河边国术馆等等,秦晋武术在各级武术实体机构的支撑下实践着传承方式与理念的改革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山西的武术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武术组织得以恢复或得到建立,许多厂矿、学校、机关开始建有武术队,参加武术锻炼的青少年迅速增加。虽然此后武术的发展也经历过挫折,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两省武术队的恢复,武术队伍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
此后,在马贤达、白文祥、马振邦、张桐、张希贵、庞林太、张玲妹等著名教练员的带领下,陕西、山西两省名将辈出,如陕西队的徐毓茹、赵长军、张仙萍、楚凤莲,山西队的栗小平、原文庆等等都是竞技武术的明星。这两个省的武术队都特别注重地方传统武术的继承,善于挖掘秦晋传统武术的精髓,如马贤达先生所传授的马氏通备、三秦地方名拳陕西红拳、三晋地方名拳太谷形意拳等等都是竞技武术运动员得以形成独特风格的技术保证。
秦晋民间武术建国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在“武术热”的影响下,秦晋习武人数得到飞速增长。现今正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更使秦晋传统武术的传习工作进入了文化的层面。秦晋武术正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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