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党上下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时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部署要求,中共洋县县委党史研究室、洋县融媒体中心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专栏中,联合推出洋县党建系列报道,通过讲述洋县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让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地了解发生在洋县大地上的红色故事,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为加快“六个洋县”建设,奋力谱写洋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周年!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洋县地方队部的成立及活动
年4月,山西国立第七中学和第二战区战地服务团迁至洋县,不久就和洋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两个单位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及时与曾经担任过共青团洋县县委书记和城洋佛边区游击队共青团代表的牟心钊、王道(王伯慈)经常沟通。同年夏,在洋县城北的牛头山下一个坟园开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洋县地方队部,由牟心钊任队长,王道任组织委员,吕西良(女)任宣传委员。参加会议的有10余人,洋县有牟心钊、魏异珍、张万霞(女,年3月至年8月任洋县抗日救国会主任)、魏兰亭(女,年6至年2月任洋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年至年5月任洋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理事)、王道,二战区战地服务团有刘士淑(女)、吕西良(女)等,国立七中有李信通、祁麟阁、王白雨等。牟心钊起草了《成立宣言》,主要内容是号召爱国青年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做民族解放的先锋。
“民先队”洋县地方队部成立后,在中共洋县县委的领导下,利用山西服务团的公开组织,出刊了《星火》板报,它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命名的,也是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这个革命纪念日。这个板报是半月刊,内容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提出的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和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形式比较多样,有诗歌、散文、纪事,还介绍一些服务团和一些抗日活动的消息和情况。写稿件的人,有些是服务团的,有的是通过民先队组织在国立七中上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民先队洋县地方队部在辛亥革命、鲁迅逝世等纪念日举行座谈会,学习鲁迅对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参会的青年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还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到农村和学校教唱救亡歌曲,为前方将士募捐,起了教育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作用。洋县城乡的热血青年都以加入民先队为荣,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先后在县立洋县中学、陕西省立洋县中学及其他学校和农村开展活动,民先队员就由民先队洋县队部成立时的10余名发展到余名,许多青年热烈回应党和民先队的号召,踊跃走向了抗日前线。
“民先队”洋县地方队部经常在洋县街头和乡村开展演讲活动,大量印发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声势,激起了群众强烈的反响,极大地调动和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由于队员比较年轻,斗争方式不够隐蔽,很快就暴露了组织,引起了国民党洋县当局的注意。加之战地服务团的队员工作不慎,印发宣言失密,国民党洋县当局发现民先队员继续印发《成立宣言》,知道了民先队内有共产党员,混进的不法分子又向敌告密,结果,民先队组织于年11月遭到敌人破坏,队长牟心钊被捕。
当时,王道同志闻知消息后,即通知所有民先队员全部转移,并召开骨干分子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准备撤退。第三天,国民党洋县党部给中统汉中中心区递了一份报告(邮寄件),被我已打进国民党洋县邮局担任“邮差”的党员王道同志暗暗拆阅,方知牟心钊已向敌人承认了民先队的简单情况,但未供出真实名单。为了不让民先队组织再次遭受破坏,王道给邮局局长请了三天假,另找了一个人代替他的差使,然后由中共洋县县委和汉中党的组织介绍,与几位不能再在洋县工作的同志星夜撤离洋县,去延安学习。
王道撤离的次日,天还未亮,几个敌人就在邮局门口等着,好不容易等到8点钟,邮局开门营业,敌人扑上前,怔住了,开门的不是王道,而是另一个陌生人。敌人扑了空,恼怒不已,对王道进邮局时找的铺保“禾香村”“桂林轩”两个字号百般为难,并将该铺号管账先生陆慎勋抓去关押拷打,后来陆慎勋家人用钱上下打点,才得以担保释放。
与此同时,已经了解民先队情况的敌人还派人到战地服务团宿舍搜捕吕西良和刘士淑。因为得知牟心钊被捕的消息,吕西良已有防范意识,故而流动住宿,所以敌人扑了空。次日清晨,吕、刘二人去宿舍对面的饭堂吃早饭时,听到一个叫杨俊的女同学说敌人正在搜捕她们,吕西良和刘士淑放下饭碗就跑,跑到刘士淑的亲戚家,藏匿在一个阁楼上。这个阁楼无梯无窗口,上下要另外用梯子,端掉梯子就看不出是楼房了。刚藏匿好,敌人就派侦探来侦察,未曾发现情况。吕、刘二人在阁楼上住了十多天,敌人撤了岗哨后,她们在洋县党组织的帮助下,出了县城,又在党员张万霞家住数日。随后,吕西良和刘士淑、王白雨在夜晚结伴离开洋县到陕北去了。
此时,其他的民先队员在中共洋县党组织的关怀下,也于年12月迅速作了转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洋县地方队部因此被迫停止活动。
牟心钊,生于年,年入党。他对党的事业忠实坚贞,始终不愈。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曾历经曲折,五次被捕,但他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终是宁死不屈。在他最后一次入狱期间,残遭敌人毒手,身残嗓哑,年冬,因病情恶化而谢世。
牟心钊同志出生于洋县磨子桥镇常牟村一个地主家庭。兄弟三人,他为老三,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圆圆的脸庞,说话常带笑容。自幼聪明要强,勤奋好学。l秋,心钊从洋县书院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立汉中第五师范学校。入学不久,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大肆实行烧杀抢掠,残害中国人民,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激发了全国人民和青年的爱国热情。汉中学生、青年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毅然掀起抗日救亡浪潮。这时年仅18岁的牟心钊,按捺不住对侵略者的仇恨及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积极加入学生自治会,踊跃参加了爱国救亡活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罪行。逐步成为汉中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个道理。从此,心钊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年初春,在五师放寒假期间,心钊同志积极参加王燮、王辛德等人在洋县组织的爱国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当时,国民党洋县政府正在催收契税,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牟心钊便配合王燮、王辛德组织洋县城内多名学生,冲进县政府“契税处”,痛打了契税人员,清算了“契税处”贪脏舞弊、横征暴敛的罪行,迫使洋县政府缓征契税。在寒假中,他们还利用组织春节游艺活动,斗争了恶霸许俊德;继而在王辛德倡导主持下,牟心钊和王文韬在洋县创办了《春雷》刊物,有力地揭露封建统治,宣传革命思想,提高人民觉悟。
年2月汉中五师开学以后,牟心钊经同学王辛德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革命活动中表现的更加积极,更加坚强。此时,陕西省立汉中五师、陕西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南郑农业职业学校已有了党组织,而汉中联立中学、陕西省立五中、南郑县中的党组织还未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各校师生之间的团结,争取进步同学,扩大革命宣传,较快地发展组织,五师党支部根据特委的决定,将党员牟心钊、王辛德转学到五中。他们到五中之后,认真从基层做工作,广泛联系同学,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五中、联中就分别建立了党组织。由于心钊在学生运动中工作出色,很快就成为学生会的领导成员。
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等地,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强令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继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破坏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陕南特委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人民抗日斗志,便号召各校学生会出宣言、写标语、发特刊,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主义。是年三四月,汉中女师、五中、五师的学生会,先后分别创办了《三八》、《第一线》、《追求》等刊物,但南郑县公安局不准印发,不但扣发了刊物底稿,还毒打了石印馆老板王质卿,拘捕了女师学生刘××。对此,汉中革命师生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惩治公安局首恶分子。这时,特委作出决定,号召汉中全体学生驱逐阻碍学运的南郑县公安局长淡栖山。端阳节那天,在牟心钊、赵德茂、佘定周等同志的领导下,以汉中学生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召集汉中10余所中小学校学生0多人,在文庙集会,声讨了县公安局无故迫害学生等罪行。接着由牟心钊担任纠察队负责人,带领学生队伍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公安局长淡栖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等口号。游行队伍直冲南郑县公安局,质问淡栖山,但淡早已逃躲于汉中绥靖司令部,学生们在愤怒之下,砸毁了公安局门窗、桌椅。这时,淡栖山早与绥靖司令部勾结部署,沿街设岗放哨,监视学生行动,并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游行队伍,鸣枪示威,把学生胁迫至司令部操场暴晒,周围还密布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在这种情况下,牟心钊勇敢地站出来,稳定大家的情绪,头顶烈日,和敌人斗争直至黄昏。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军方假意让各校派出学生代表和他们进行谈判,乘机拘捕了学生代表牟心钊、李致中及刘元琮等人;事后,敌人又借口召开各校教职员会议,逮捕了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陈浅伦、段维忒、郑月波等人。他们一直被关到是年中秋节,在各校学生会的声援下,国民党南郑当局才被迫释放了牟心钊、陈浅伦等学生代表和教师。
心钊出狱后,仍然积极工作,不但参加了驱赶校长何长白、王尊一的斗争,还和赵定泰、张书行等组织反CC活动,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经过几次斗争,一些反动校长不敢明日张胆地破坏学生运动,便假借省教育厅命令开除了牟心钊、王燮、佘定周等数十名进步学生。这些被开除的同学,都被特委派往各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9月9日前夕,牟心钊、赵定泰等同志接受特委指示,前往西乡私渡河,准备夜袭围民党驻军严沛霖的一个营,但由于消息走漏,遭到当地民团截击,这次行动失败了。牟心钊、赵定泰、张秉仁、涂发万等人在群众的掩护下,翻山越涧、穿荆躲刺返回汉中,向特委报告了情况。
年,牟心钊同志担任了中共陕南特委秘书,大部分时间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为保守机密有时以送“点心”形式给同志们发送宣传材料、并亲自散发传单。一天深夜心钊在汉中市汉台街散发传单时,路遇国民党稽查队,从心钊身上搜出党的档和宣传品,心钊同志第二次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军法处,后转押国民党汉中第二监狱。牟心钊同志在狱中,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暗中组织狱中“政治犯”和红军战斗员,发动在押人员同敌人作斗争,曾使监狱工厂一度停工,敌人惊恐不安。4年7月,心钊在党的多方营救下,获释出狱。返回家乡。又在洋县小江、江坝一带从事地下活动。
年春天,国民党汉中肃反委员会特务头目王寿山亲率所部到洋县“剿共”,牟心钊因遭人“告密”,在洋县无法立足,便隐匿身份考入中央军官教导队,赴南京求学。因心钊同志在敌军中革命活动仍然频繁,被敌人发现,再次遭到监禁。6年10月,心钊被校方开除军籍,返回家乡,在江坝文昌宫小学教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到年春,心钊被学校以“共党分子”罪名而解聘。
年夏,心钊和王道同志通过我党地下人员的联系,与山西迁至洋县的国民党国立七中和二战区战地服务团内一部分有“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关系的学生接了头,在心钊等同志的精心策动下,于洋县城北牛头山下一个坟园召开会议,成立了“民先队洋县地方部队”,牟心钊任队长,王道任组织委员,侯翠英(,即吕西良,女)担任宣传委员。并由牟心钊起草《宣言》,油印张贴四处,号召青年担负起抗日救亡、民族解放之责任。民先队成立后,在洋县各校发展队员达多名,在牟心钊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办板报,出《星火》,组织游行座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教育青年学生学习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精神。同年11月,因个别队员工作不慎,国民党洋县当局发现了民先队印发的传单,民先队被敌人破坏,队长牟心钊同志第四次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9年春节过后,中共洋县县委认为牟心钊同志“能坚持革命、斗争坚决”,将心钊选送延安中央鲁艺学院学习,但到延安之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改名牟汉声。年春,党派心钊到白区工作,行经泾阳县永乐店时,第五次被敌逮捕,押到西安劳动集中营。在劳动营中,久经革命锻炼的心钊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移。面对敌人多次严刑审讯,宁死不屈,严守机密。敌人无计可施,竟用毒药破坏了心钊的嗓子。从此,心钊不能说话了,身体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年7月,集中营通知心钊亲属赴西安把心钊具保出狱,接回洋县养病。养病期间,心钊虽不能说话,但他还牢牢惦记着党的事业,当同志们前去看望他时,他吃力地在纸条上写下:“我的一生已经完结,你们要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在这年11月的一天,心钊同志终因在狱摧残过重,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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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洋县融媒体中心中共洋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曹菲张鑫
审核: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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